“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这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1995年5月11日在国会作证时讲的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在题为《不扔原子弹日本也会投降吗》的演讲中，这位美国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原子轰炸的飞行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的疯狂，呼吁全世界人民时刻警惕其死灰复燃。

　　70年前的今天，在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以及美国对日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对日宣战之后，日本被迫投降。斗转星移，就在昨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讲话，却认为“什么行为是侵略，交给历史学家判断”。

　　此刻，我们有必要再次重温抗战史，并由此上溯到甲午战争——中日之间过去这一百多年的历史。重温历史不是要纠结其间的恩怨情仇，而是警惕对历史的无知乃至歪曲。正如查尔斯·斯文尼强调的，“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因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隐藏在历史中，它随时有可能因对历史的遗忘而蹿出来。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上千年的交往中，并不总是伴随着美好的记忆。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有一个闭关锁国的过程。中日差不多同时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并由此开启近代化。但岛国民族天生的忧患意识及其主动的学习精神，使得日本比起中国来，更容易接受西方文明，并最终通过维新运动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在“富国强兵”后，由于骨子里生存危机的驱使，日本很快走向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瞄准的对象首先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可以说，甲午中日之战，中国既败于武器和技术的落后，也败于政治制度和国民意识的差距，更败于日本的处心积虑和中国的轻于防范。甲午之后，日本的军国主义进一步膨胀了其野心，并最终在40多年后大爆发。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经过14年浴血奋战，在付出3500万军民伤亡的惨重代价后，在武器装备极度落后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以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一洗一个多世纪受日本侵略的屈辱历史。彼时的中国，虽然名义上实现了统一，但国家其实被军阀分割；近代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工业基础仍然薄弱，整个国家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此种国情下，中国能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固然不应该回避美苏的力量，但奋起抗争的民族国家意识是决定性因素。

　　如果说在甲午战争前，多数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尚处于朦胧阶段，对战争及其对中国带来的危害漠不关心，那么，那场惨败唤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他们积极开始了对国民民族意识的启蒙。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国的先进分子为求中国富强而艰苦探索，到抗日战争爆发，这种民族崛起的意识，终于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洪流。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及其壮大，是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重要标志，而抗战在其间起了关键作用。

　　从中日近代以来这两次决定各自民族国家命运的战争来看，它印证了一个基本道理，即贫困招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同为战争，抗战比起甲午，国力更弱，武器装备更加落后，中国人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又说明，精神力量的不可战胜。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抗战精神，它是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是一种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是一种坚忍不拔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概，是一种百折不挠浴血奋战的必胜信念，它是中华民族于苦难中抗争奋斗崛起的精神基石。

　　抗战胜利后，中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日关系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互相敌视和对抗后，于七十年代解冻，两国在1972年恢复邦交。之后及到上世纪末这段时期，中日关系平稳发展。在历史方面，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在其谈话中，明确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表示悔罪道歉。但是，新时期以来，随着中日经济增长态势的易位和双方综合国力的变化，以及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两国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在历史认知上，日本政府存在摇摆和反复。除村山富士外，日本战后的历届政府，并不愿承认日本的侵略战争，安倍政府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日本在战后提出“一亿总忏悔”，即所有人都对战争负有责任，从而导致最应该担责的人反而免除了战争责任。

　　对于70年前的那场侵略战争，大多数日本人不持肯定态度，但许多人尤其是政要人物缺少作为加害者的深刻负罪感。不仅如此，用查尔斯·斯文尼在国会演说时的话来讲，“今天日本还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正是在这种错误史观下，“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日本为什么要道歉。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弥合创伤的希望。”

　　在中日关系开启正常化时，邓小平曾说，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超过其他一切问题。作为和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过“生死战”的领导人，邓小平着眼于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大局，没有将仇恨带入进来，展现了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这本应该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调，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右翼及一些政客的戒备和不满日增，他们淡化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在危险道路上会越走越远。怎样处理这种新形势的复杂关系，这对和平崛起的中国政府及其国民，都是个严峻考验。

　　爱国主义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在今天，这仍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但进入21世纪，爱国主义增加了新的时代内涵。国家间应有新型大国关系,国民也应有新型大国心态。今天反思,中日那场战争灾难告诉我们，建立在对外扩张和掠夺基础上的发展模式绝不能重演，两国战后各自的高速发展也充分说明，完全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经济繁荣。在新时期，建立在这种国际观和发展观基础上的爱国主义，应该更理性、平和和包容，把爱国情感更多地内敛为自身的奋发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以自身的强大赢得尊重和地位。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但在昨天,我们从安倍讲话中闻到了危险的气味。本报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80.4%的受访者担心,安倍修改和平宪法导致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膨胀,将威胁现有和平环境,这应引起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两国青年的警惕和深思。我们今天隆重纪念70年前这场战争灾难,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防止出现新的反和平罪行。我们认同查尔斯将军的那句名言,“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仲青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