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香港书展将年度作家的荣誉颁给了李欧梵。颁奖后，有人问李欧梵：“有人在忧虑文学式微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位作家说：“现在的中国文坛，大家写得太快，出书太多……就像中国的发展一样太快……现在的危机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大家对于文字不够严谨，不够重视，有多少人可以像台湾的作家王文兴一样，每天只写不超过300字？”

　　这是一个讲究效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写得快”的不光有文学，很多文艺形式似乎都驶上了创作的“快车道”。君不见，有的电影拍摄三天就“杀青”了，有的作家采风一周马上就能写出一部几十万字的“大部头”，有的院团一个月就能排出一部“鸿篇巨制”。文艺创作的“高效率”，带来了中国文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荣”景象：电影年产量达六七百部，电视剧年产量达两万多集，长篇小说一年出版四五千部。然而，六七百部电影，能够进入院线的只有三成，大部分影片沦为“炮灰”；两万多集的电视剧，真正算得上精品的少之又少，很多作品都是粗制滥造；四五千部的长篇小说，大多数出了车间进库房，严重缺乏能留得住、传得开、叫得响的作品。

　　创作者的“快”，没有换来高质量的作品，反倒搅动起文艺领域浮躁的气息，让那些原本“慢”的传统艺术遭受严重冲击。昆曲缓慢、优雅、精致，被人称为“美得不得了的艺术”。早年间看《牡丹亭》连台本戏的日子，一个戏一演就是几个月，可在当下这个“快时代”，怕是再也看不到了。现在演出的大都是《牡丹亭》精华版，而一出戏的精华版，常常意味着全本戏的微缩化、快餐化。这就是“慢艺术”在这个“快时代”遭遇的尴尬。

　　歌德曾说，文学写作应“少写些”，其意就是文艺创作要“放慢脚步”，因为只有慢工才能出细活，只有慢工才能出精品。列夫·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七易其稿；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鲁迅病危仍精心修改《因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达十三次之多。有人会说，现代社会从事文艺创作，要放慢脚步很难——有的作者要靠码字挣稿费，码得越快，挣得越多；投资方希望尽快见到收益，因此要求大干快上——但这并不能成为浮躁的理由，因为即便是在当下的“快时代”，也不乏对待作品精雕细琢的例子。前段时间创造国产军事题材电影票房奇迹的《战狼》，创作历时八年；被称作中国农民史诗大剧的《老农民》，光剧本创作就历时十年。正是创作者刻意“放慢脚步”，才留下了上述传之于世的精品佳作，同时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让文艺创作“慢”下来，并非要舍弃经济效益，而是要回归文艺创作的规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艺创作要“慢”下来，文艺家首先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坚守住追求。所有的文艺家要明白，文艺作品永远是文艺家安身立命的本钱，文艺家的本质就是用创作来表现人性中的真善美。当年，作家迟子建在领取鲁迅文学奖时曾说：“作家就像一个赶路的人，一直走一直走，突然得了奖就好像迎面吹来一阵意外的风，感觉挺凉爽，但如果没有这阵风吹过，这个赶路的人还是会一直走下去。”在这个匆忙的时代，文艺家所需要的正是迟子建的那份淡然，文艺创作所需要的正是“赶路人”的那份坚持。（叶竹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