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品”到“精品”的升级，由“加光圈”到“生光辉”的转变，不断拓宽从单向到多维的叙述视角，从局限历史真实到艺术想象和审美风格的丰富，当下长征题材影视剧表现不俗

　　●一方面加强长征中普通群众的书写，将视角下移，拓宽题材领域；另一方面，期待艺术家的“整体性思维”，整体的认知判断对长征题材不可或缺

　　独特而重要的创作题材

　　80年前的一个深秋，滔滔于都河畔，一支近十万人的大军，靠一艘艘民船和临时搭起的浮桥渡河离开中央苏区，踏上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两年后，中央红军和其他几支红军队伍在西北高原胜利会师并奔赴抗日救亡前线。长征是数万红军战士生命意志和生命能量的空前迸发，尽管它是80年前红色革命处于低潮时中国工农红军一次被动的战略转移，但保留了革命火种，充满了信仰、顽强、勇敢、互助的力量，这一壮举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令中国人民引以为豪，也震撼了世界。美国记者斯诺认为，和长征相比，公元前2世纪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军“不过是一次轻松的假日旅行”。上世纪80年代，另一位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重走长征路之后写下“长征是一篇史诗”“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的词句。

　　长征成为文艺创作中独特而重要的题材，是当代文艺创作的一座富矿、一个足以形塑中华民族精神的“记忆之场”。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长征题材文艺创作一直方兴未艾。“文革”前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后改编为电影）中指导员李有国在翻越雪山牺牲前对战友们说的“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成为当时的时代强音，感动激励了几代人；肖华等的《长征组歌》至今常演不衰，堪称20世纪华人音乐红色经典。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时代呼唤长征精神，也呼唤长征题材出现新的经典之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会师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如何把长征故事讲好，使长征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仍是当下一道重要的创作课题。纵观近年来长征题材创作，尤其是受众较多的影视创作，艺术家们通过认真地研究、解读历史，深入开掘长征的精神内涵，正在实现由高原到高峰的艰难攀登，越来越贴近着长征真实的历史并观照当下，在艺术呈现上具有更加鲜明的审美个性，“长征剧”已成为相对成熟稳定的创作类型。

　　长征题材影视剧的变化

　　当下长征题材影视剧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俗表现：一是不断实现从“礼品”到“精品”的升级。每到长征胜利周年纪念都会引发一轮长征题材创作热。不可否认，节庆方式的创作是对题材的再次整理爬梳，对文艺创作生态的调整会起到引领作用。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为“献礼”而匆忙赶制，作品就有可能成为短命的宣传品，这对题材反而是一种浪费。只有以敬畏之心，以工匠精神反复打磨，才能造就对得起历史也能够对得起当下的作品。值得欣慰的是，从早几年的《四渡赤水》《长征》到近年的《我的长征》《井冈山》《十送红军》《大会师》等等，艺术家们逐渐提高了创作的自觉性，把“礼品”当“精品”来创作。可以说，长征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都不留空白艺术再现，建构起丰富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

　　二是不断完成由“加光圈”到“生光辉”的转变。这是就人物而言。早期有些作品特别是对领袖人物采取加大光圈的方式，也许从革命浪漫主义的角度是需要的，但远离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近几年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普遍让领袖人物有血有肉，既是大英雄，也有凡人的一面。人物更加立体后，自然能够生出光辉，长留于人们的记忆空间。

　　三是不断拓宽从单向到多维的叙述视角。当下，长征中的大事件、宏大主题等，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而以个人视角，通过独特的故事让小人物反映大背景、大时代的作品则相对薄弱。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以文运史”“以文统事”不乏成功的例子。十年前的电影《我的长征》就是以一个普通小战士王瑞的命运为主线，贯穿了整个长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从《我的长征》片名也可以看出，这是一部以个人的视角展开的文本叙述。湘江突围中他的父亲牺牲了；遵义会议他担任警卫，亲见贺子珍失去爱女之痛；过彝区时姐姐竹妹子牺牲，飞夺泸定桥又失去了姐夫和才认识20多天的彝族兄长达尔火；强渡大渡河失去连长这位好兄长。王瑞在几位亲人和战友的牺牲中走完了长征。它既是一个普通战士的长征历史，更是一个民族的长征史诗。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十送红军》也是以小人物的视角再现了红军长征。钟石发、张二光、贺坚、老憨、十一斤……这些普通红军战士的形象都具有历史的真实身份，有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海归”，也有江西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经历不同、性格不同、命运不同，但构成了“小人物的长征史诗”。《十送红军》选择长征中的十大事件，用十个故事、十个人物、十送的形式形成了它的“故事形态”。一张战士们和毛泽东的合影，击鼓传花式地串起故事。这是类似美剧与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杂糅的叙事形态，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不仅如此，其意义、内容上的创新也令人印象深刻。剧中，所有主人公谈论最多的就是“死”，这里的“死”不是宿命，而是地狱的边界传递出信念和光明，像是海德格尔所叙述的“向死而生”。剧作以此对长征精神进行新的开掘，有效地消除了长征题材的审美疲劳。

　　四是从局限历史真实到艺术想象和审美风格的丰富。长征题材包括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有时过于板正，缺少艺术想象力，是创作的一块短板。在近几年的创作中，艺术家们驰骋艺术想象，飞扬起革命的浪漫主义，使得作品的精神力量、感人的真挚程度都得到了很大提升。最近刚刚播出的六集纪录片《长征》，对于历史和现实富有跨度的阐释、思考，是有很大的精神冲击力量。写下了《党费》《七根火柴》等经典小说的作家王愿坚，生前曾反复强调写红军历史要坚持从“史里找诗”，这位深谙艺术规律的作家，正是指出了一条可持续创作之路。

　　期待“整体性思维”

　　视角下移会极大地拓宽题材领域。如对长征中普通群众的书写，已有的文艺作品表现得尚不充分。在长征中，人民是红军革命的母亲，红军一切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红军所到之处，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帮穷人翻身解放，广大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有的群众还把红军称为“菩萨兵”。红九军团经过云南东川一带时，由于得到当地人的帮助，顺利攻下了东川县城。红军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援，筹款达6万余元；千余人踊跃参军，队伍得到补充，不到一天半的时间，扩招了800多个红军战士。还有那些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船工，那些负责押运军火的小分队以及长征中的女兵等等，更是长征题材文艺作品需要深入开掘的广阔天地。

　　长征题材创作实现由高原向高峰的攀登，需要更多的敬畏之心和工匠精神，而这一切也可以概括为：期待的是艺术家的“整体性思维”。一部优秀的作品必然是一部与众不同，具有生活“总体性”或“整体性”的作品。卢卡奇即认为，“总体性”是判断一部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尺度。换句话说，“总体性”实际上是要求艺术家在相互关系中考虑问题。不过在后现代思想的冲击下，“整体性思维”正日渐式微。接受后现代理论对总体复杂性认识的修正，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就长征题材创作而言，对整体的认知判断反而是更加不可或缺的、艺术家无法规避的责任。（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范咏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