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起受关注的让座纠纷，在完整的事件链条未浮现之前，公众不宜臆断先行，做标签化的判断。

　　近日，郑州公交车上一名老人突然死亡。乘客称，老人因让座问题与一小伙争吵，老人打了小伙4个耳光，小伙当时并没还手。小伙下车后，老人突然倒地猝死。据老人家属称老人患有心脏病。

　　尽管近年来，年轻人因为在公交车上拒绝让座被老年人暴打的新闻常见报端，但此事还是以极富戏剧性的结尾，迅速引起了大众的关注。从舆论风向看，许多网民惊呼动手打人者“肝火好旺”，甚至对这样一个已逝之人评论“不作死就不会死”，并认为涉事小伙就是躺枪。可这言之在理吗？

　　应看到，许多人轻易地给下了定论，老人是因“争座”而死，可报道来看，争座和老人猝死只能是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二者要建立因果关系，还需要报道呈现更多翔实的事实。从事件的过程来看，老人之死涉及几个关键环节。最开始是因为争座而起争执，然后，争执升级，老人打年轻人耳光，年轻人下车后，老人倒地。其中有几个疑问，两人争执的过程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争执为何升级为打耳光的行为？

　　有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过程当中，老人当然有责任，但是，小伙子是否也有责任呢？媒体的报道是采访了现场证人的，可是，恰恰在争执为何升级这个环节，语焉不详。从而在报道上，呈现出了有利于小伙的倾向。

　　根据“老人打小伙4个耳光，小伙未还手”，就断定小伙无责任，是说不通的。既然是牵涉死亡的民事纠纷，死亡原因就有赖于法律视角下的责任判断：该老人打人自然不对，可其去世跟小伙有无关系，又是另外一码事。老人患有心脏病，其猝死是否受到小伙“出言不逊”的刺激，两个当事人该分担什么责任，这些都亟须法律裁断。

　　在老人、年轻人、让座、扇耳光、猝死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都不清楚，但舆论已经几乎一边倒，认为责任在老人，豁免了小伙。至此，大家几乎已经再次坠入了彭宇式舆论陷阱。就凭媒体片段式的报道，外加我们脑子已有的一些“似曾相识”的故事模型，就先入为主地下结论。

　　但就该事件而言，在完整的事件链条未浮现之前，公众不宜臆断先行，把模糊的事件梗概塞进既有的“道德—权利”分析框架下。这样，未必失之急躁，也很有可能造成误伤。事实上，多些就事论事的耐心，少些“上纲上线癖”，也必然有补于事件的良性解决。（闫曼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