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无分文、无人问津的孤儿，经媒体报道后，收到大量捐款，很快成了“百万富翁”。在广西隆林德峨镇14岁少年杨六斤的身上，正发生着这样的转折。8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显示，如今人们对此事的关注，更多地集中于杨六斤所获得的巨额捐款。公众在质疑：媒体可以利用公权力为个体公开募捐吗？谁具有巨额善款的使用权？

　　杨六斤的命运，因为百万巨款而逆转。不过，随着相关细节被“卸妆”，善款的去向备受质疑，公益劝募的边界问题再度成为公共议题。此事当然不是个案，2013年7月，“白雪可乐”事件也曾涉及捐款处置的问题：网友一周时间募集了近100万元善款，而被救助者最终因肺部感染离世，剩余捐款的处置一度引发争议。公益劝募，是否人人都能振臂一呼？在这个关于beplay 发达、媒介多元的时代，劝人捐钱与个人掏钱，总该各有各的游戏规则。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何况，扶危济困一直是国人的价值传承。仅以网络平台为例，2013年9月发布的《中国网络捐赠研究报告》显示，当时已有5.6亿人次的中国网民参与了网络捐赠；而从捐赠者年龄分布看，57.9%的参与者为以8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及至今年，公开数据显示，截至8月13日9时，11家公募基金在网络平台发起的针对鲁甸地震的筹款项目有近40万人参与，共筹集到了1565万元。可见，尽管中国慈善机构处于公信重塑期，但中国民间的慈善热情却并未如传说中般“烟花易冷”。当此背景下，对于公益劝募，尤须厘清权责，积极引导。

　　回首杨六斤事件，确有几点值得反思。一者，短短时间，百万善款涌向当事人。这样的效率，多少还是令人咋舌。一边是少数公益组织募捐难，一边是“点对点”慈善雷厉风行。它给社会的启示也很简单：慈善组织的困局，还是“公开透明”四字。任何劝募，都不能将募捐者权益抽象化——起码要让掏钱的看到钱到哪儿去了，影响或者改变了什么。对于公益劝募来说，花钱比收钱更为重要，更要经得起哪怕是吹毛求疵的考量。二是从逻辑上说，杨六斤的命运，若当真要救赎，社会福利救助系统是第一底线，媒体劝募仅是雪中送炭。因此，媒体也该恪守基本的传播规则、价值规则，既不能刻意误导，也不该“包治百病”。不然，凡事都靠媒体来“撑腰”，媒治之乱，恐怕只能成为法治之耻。

　　“一夜暴富”的捐款，奉献爱心的人们有些尴尬和纠结。而媒体越俎代庖的部分，恰恰也是公益组织亟待补上的短板。眼下，这种“热点式”慈善、“晚会式”慈善，似乎还是主流。只是，大灾大难固然需要救济，日常关爱更显慈善本色。规则上的事情，立法不能不谨慎，而公益组织的专业角色，也不能总是候场不登场。但愿我们在面对下一个“杨六斤”时，理性能与爱心同在。（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