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弱势群体”，就要求给予超越法律界定的救济，质问“法律为何如此冷漠”；因为是“强势群体”，就要求加以超越法律规定的惩处，动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二者同样都走到了法制的反面

　　近日，“东平女生被性侵”案不断发酵。从一开始警方宣布“根据目前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构成强奸罪”，到日前“发现了新的线索，获取了新的证据”，以“涉嫌强奸罪”，对有关人员依法刑事拘留，再加上该女生母亲喝农药自杀未遂，一时间舆论为之哗然。

　　其中，“未成年”少女、开“宝马”的地痞、“警察称市里打过招呼难办”等字眼，刺激着人们的眼球，触动着公众的神经。当事双方的“强势”与“弱势”，和若干起同类事件一样，再次引发标签化思维和法治思维的碰撞。

　　毋庸讳言，当官的、有钱的人做了违法的事，利用手中权、囊中财，为自己“解套”一时，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发生。人们痛恨“强势群体”，同情“弱势群体”，根源也在于此。由此产生“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的刻板偏见，强化了一些人的“仇官”“仇富”心理。但是，离开事实依据和法律界定，简单用“强势”与“弱势”的标签来论是非、定轻重，只会动摇法律刚性，损害法制权威。

　　因为是“弱势群体”，就要求给予超越法律界定的救济，质问“法律为何如此冷漠”；因为是“强势群体”，就要求加以超越法律规定的惩处，动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二者同样都走到了法制的反面。反之，如果同样都有违法行为，那么，无原则地同情“弱势群体”，呼吁“法外开恩”，同无底线地纵容“强势群体”，搞“刑不上大夫”那一套，都会对法制造成致命的伤害。

　　法制的归法制，其它的归其它。法律的天平上，只应有合法与非法的权衡；法制的框架内，只应有守法与违法的区分。所谓的“强势”与“弱势”，都不能成为干扰评判“罪与非罪”的因素。这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题中之义。“弱势群体”同“强势群体”相比，自我保护能力相对孱弱，法律的制定就是为其编织起权利维护的坚固屏障。但是这种保护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弱势群体”在生活上可能遭遇的困境，应该动用社会救助等其它救济手段，给予人道主义的关爱，但不能指望突破法律界限，予以额外补偿。任何超越法制的“庇护”，都只能是过犹不及。

　　“东平女生被性侵”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我们希望不论是舆论还是警方，都能坚守法制的底线，不偏不倚，不枉不纵，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惩恶扬善，也是对法制起码的尊重和真正的维护。（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