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奉献 梁平区 蒲良培】

　　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

　　一、人物简介

　　蒲良培，男，1931年8月出生，重庆市梁平区军休中心 退休干部

　　二、事迹概述

　　蒲良培，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他现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成员之一。解放前，他生于贫寒之家，十五六岁时，到处躲“抓壮丁”。1950年，他毅然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参加过上甘岭战役，曾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3次，多次获得嘉奖。回国后，他由陆军转为长春航测团的飞行员。后来，由于身体原因，转为地勤人员。因病退休后，他资助26名贫困生17万元，汶川地震缴纳1000元特殊党费。他还志愿加入遗体捐赠行列，决定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原第三军医大学，特别要求将自己身上所有可以用到的如眼角膜等器官，也全部捐献给需要的人。蒲良培所做的一切，只为践行当年的入党誓言。

　　三、详细内容

　　老兵蒲良培 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

　　“能够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尽心、尽力，把我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本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兑现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梁平区军休中心退休干部蒲良培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上掷地有声。他奉献青春热血，散尽金钱助学，百年后还要捐全部器官，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

　　苦孩子看见了希望

　　“我这一辈子，没给国家做什么大事，那就尽量把小事做好吧。”7月14日，一个星期天，88岁的蒲良培回忆曾经走过的路，话语间全是云淡风轻。

　　与这份云淡风轻截然相反的，是这位老兵波澜壮阔的一生。

　　1931年，在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寒之家，蒲良培出生了。在此之前，蒲家已有4个儿子。他的出生曾经带给这个家巨大的喜悦，但这份喜悦后来就变成了巨大的恐慌。

　　“我从十二三岁开始，就一天到晚在躲那些抓壮丁的人！”蒲良培整个少年时代，都被“抓壮丁”的阴影所笼罩，以至于他半个多世纪之后忆起这段时期，依旧充满苦涩。

　　蒲良培还年幼时，大哥、二哥、三哥先后被抓壮丁。等到四哥被抓时，蒲良培已经开始记事。“当时我四哥全身长着疥疮，走路也不大行，但是来抓壮丁的人居然把他抬走了。”蒲良培回忆。

　　等到蒲良培十五六岁时，他自己也开始到处躲抓壮丁。最危急的一次，靠着大嫂把他塞到床底，才勉强躲过。

　　“我躲到父亲工作的盐井，躲到表哥做活的地方，躲到一切可以躲的地方去。”蒲良培就在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里，一天天长大。

　　1948年底，蒲良培的家乡来了一个奇怪的老师。这个老师带领青少年上夜校、讲革命道理之余，还组织大家成立了“代耕队”，帮那些家里缺劳动力的穷苦人家耕地。蒲良培至今觉得那个老师身上充满了某种“魔力”，自己就是愿意跟着这位老师，听他讲山外边的革命烽火。

　　“穷人不该总是受穷，要团结起来找出路。”这些朴素的理念，成为了蒲良培心中的火种，这火种散发的光芒，极大地驱散了他少年时代对抓壮丁的恐惧。

　　“我愿意当兵保家卫国”

　　1949年底，西充解放。蒲良培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个时候，不晓得为啥子，就喜欢跟着穿军装的人跑。”刚刚18岁的蒲良培也因这份积极性，先是被选为征粮委员，后被抽去县里参加土地改革，最后又被调回乡里搞农会等等。

　　1950年，已是民兵干事的蒲良培接到一个简单任务，与另外一个民兵干事一道去动员两位适龄青年参军。

　　“还要动员啥子？不就要两个兵吗？我们两个不正好！”半路上，蒲良培忍不住抛出了想法。

　　对方打趣道：“你原来一天到晚躲抓壮丁，还敢主动去当兵？”

　　“那啷个一样嘛！以前我确实怕当兵，但现在是参加人民军队，我就愿意当！你是不是怕了？”蒲良培反将一军。

　　嬉闹一阵后，两人打定了主意，掉转头直接朝区公所征兵处赶。

　　“三十多里路哇，我俩是一路跑着去的。”蒲良培回忆，赶到征兵处的一个大坝子，上百人都在那里等，可就是不见征兵处的人出来。

　　这一等，就等到了下午日头西斜，终于出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扫了一眼大家，大声问了一句：“这回当兵，是要去打仗的，你们怕不怕？”

　　“不怕！怕就不得来了！”蒲良培告诉记者，当时他喊的声音最大。但即便如此，干部模样的人还是充耳不闻，又转进去了。

　　“前前后后问了我们3次。”蒲良培笑道，当时他还特别纳闷，后来才醒悟过来“那是对我们的考验。”

　　当时，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已经开始，征兵干部也早已明言，此番征兵就是为了补充赴朝参战的兵员。

　　“我那是去保家卫国，不怕！”当问及当初怕不怕上战场时，蒲良培毫不犹豫地回答。

　　沿着敌人炮火抢修电话线

　　刚刚参军的蒲良培被编入志愿军第15军直属炮兵第9团三营电话班。他没预料到的是，一场无比惨烈的战役正在等着他。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15军作为主力参战。

　　“战争比我想象中还要残酷。”彼时的上甘岭，几乎每天都被炮火反复覆盖，而蒲良培所在的电话班，承担着保证这场战役指挥通讯顺畅的重任。

　　“有一天晚上，我们营与45师指挥所的电话线断了，上级下了死命令必须最短时间恢复。”接到命令的蒲良培和组长，抱起电话机沿着电话线查找。

　　“到处都是爆炸声，为了不被‘一锅端’，我俩前后拉开了三十多米的距离。”那是一个令蒲良培终生难忘的夜晚。

　　“一群炮弹飞过来了。”蒲良培再三强调，那真的是“一群”炮弹，多并且密集。危急关头，他下意识向一个炮弹坑跳去，再后来耳朵就听不见了。

　　与蒲良培相隔数十米外的组长眼中，蒲良培是被火光彻底吞噬了的，但他仍旧抱着一线希望声嘶力竭地呼喊：“蒲良培！蒲良培！你在哪里？”

　　不知过了多久，蒲良培才依稀听到组长的呼喊，高声回应：“我在这里！”

　　“那么多炮弹，你还活着！”也难怪组长难以置信，事后蒲良培看了一下地形，再晚一步，他就冲到了河边开阔地；再晚一步，他也跳不进那个大弹坑。

　　尽管还活着，但蒲良培头上、身上到处都在冒血，黑灯瞎火加上厚军袄，他也来不及看伤势，胡乱包扎一下又继续查线。

　　“我们是随着敌人炮火延伸的方向查线的，也就是说跟着炮火走。”最终，电话断线被找到，通讯线路终于重新恢复。

　　40多天的上甘岭血战中，蒲良培不仅负责通讯畅通，还要随部担负为上甘岭坑道内的战友输送给养。而了解那场战役的人，都清楚这一任务的危险性。

　　“反正都打红眼了，不在乎那些炮弹了。”蒲良培在如此血战中，还动手做了一个小车，方便将挖坑道的土石运下来，此举获得了上级表扬。

　　抗美援朝中，蒲良培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3次，多次获得嘉奖。也正因为作战勇敢，蒲良培于1954年光荣入党。

　　唯一一次向组织提要求是想继续工作

　　从朝鲜战场撤回来后，蒲良培参加了炮兵学习，十几门科目中除了两门课是4分外，其他科目均为5分。或许正是因为其出色的学习成绩，从战场归来的蒲良培不仅没有复员退伍，反而续写了人生的辉煌。

　　1954年下半年，空军部队挑选飞行员，蒲良培第一次体检时因太激动血压偏高，但在随后的第二轮选拔中，他成功通过。

　　“在长春，我是航测团的飞行员，专门飞伊尔14飞机。”蒲良培由陆军转为了当时还异常少见的空军，开始了新的征程。

　　此后的蒲良培，随着空军部队转战于全国各地。

　　然而，当年战场上的浴血奋战还是给他的身体留下了重大隐患。

　　1960年，作为飞行骨干的蒲良培，奉命前往上海接新飞机，却突发牙疼。本以为是小毛病，但随后经空军医院诊断：需要拔除全部牙齿。

　　“一颗牙也不能拔！拔了我还怎么飞？”蒲良培发了平生最大的一次脾气，但严重的病情不容耽误，最终他被拔除6颗牙。

　　拔牙后，身体不符合飞行员要求，蒲良培转为地勤人员。一名空军飞行员不能再驾机翱翔了，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个重大打击，但蒲良培却说：“因为身体问题，我做不了什么大事了，但我还能为党、为人民做一些细小的事。”

　　此后，蒲良培服从组织安排，转战多个空军站场，任劳任怨地在每一个地勤岗位工作。

　　1969年，蒲良培奉调到梁平县机场，但次年便因病退休。

　　“我这一辈子就找过一次组织，希望为我解决点个人问题。”蒲良培这唯一的一次“找组织”，是希望能够继续工作，而不是退休。

　　资助26名贫困生17万元

　　退休后的蒲良培并没有闲着，他开始默默做一件他认为特别值得的事：资助贫困生。

　　“你跟老爷子说别的事他都听，但是一涉及到资助贫困生，他什么劝都不听。”梁平县军休中心主任袁卫国说，他最怕蒲良培在这方面的倔强。

　　事实上，早在1970年蒲良培退休的那一年，他就自己悄悄资助了一个贫困生。

　　此后，这就成了蒲良培赋予自己的一项任务，一如当年战场上领受任务一般。

　　“我给老人家细细算过一笔账：这些年，他至少资助过26名贫困生，资助款绝对不下17万元。”袁卫国说，这还是他花了好多年，每天一点点闲聊中从老人嘴里“套出来”的信息。

　　“老人一生未生育，日子过得极其简朴。”袁卫国说，退休几十年来，老人多数时间都租房住，而家具就是一个衣橱和一个原来装粮食的柜子，还都是当年他自己亲手用木头做的。

　　“退休49年了，老人家才买了一个沙发。”袁卫国眼中的蒲良培，生活上的简朴与某些时候的慷慨，形成了非常极端的反差。

　　“我小时候家里穷，就读了几年私塾。现在国家强大就要靠有知识的年轻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因为没得钱就不读书啊！”蒲良培说起资助贫困生的事，平和的语调总是会忍不住高昂起来。

　　对这些年来曾经资助过的贫困生，无论后来是否还与他保持联系，他一概不在意，他反复念叨的就一句话：“只要他们学好了知识为国家效力，我就对他们非常满意！”

　　今年，蒲良培得知有一个高考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因家贫上大学有困难后，毫不犹豫又要直接捐助，最近几天总是不断跟袁卫国商量该怎样更好地资助那个孩子。

　　“老爷子眼睛不好，看手机不方便，我就成了他和那个孩子之间的‘通讯员’。”袁卫国笑言，蒲良培有时候一天要问几回孩子的情况。

　　被拒五次仍坚持要捐款十万

　　在梁平区军休中心，蒲良培是“最省心”的军休干部，同时也是让人“最头疼”的军休干部。

　　“最省心”是因为数十年来，蒲良培几乎未找过中心解决任何生活问题。相反，他还以极为严格的方式要求自己，不给组织添麻烦。

　　早些年，蒲良培的前妻罹患癌症，每个月都需要花大笔医疗费。但他从没有让前妻用过自己一次公费医疗。

　　袁卫国说，直到前妻去世，他都没向组织张过一次嘴。

　　“其实为了给前妻治病，他把早些年一间挂在他名下的房子都给卖了。”袁卫国动情地说，老人的大公无私常常让人感动得想哭。

　　袁卫国又说，军休中心最让他头疼的，也是这个时常让人感动得想哭的老人。

　　2008年汶川地震后，蒲良培第一时间要捐款。但是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家里还有一个患癌症的老伴，梁平县军休中心一直在劝阻老人。

　　“结果没多久我就接到了原县委组织部电话，说有一个老革命非要捐一千元特殊党费，问是不是我们这边的人。”袁卫国回忆，那天下着大雨，赶到现场一看到老人，他心疼不已。

　　原来，因为县军休中心一直力劝，所以老人干脆自己打着伞悄悄去银行取了一千元，跑到了原县委组织部捐款，到达时浑身都是湿淋淋的。

　　最后，谁也没能劝住老人，他坚定地缴纳了一千元特殊党费。

　　2018年5月，袁卫国接到了时任梁平区民政局副局长徐登亮的电话，对方称：“有一个老革命抱着10万元现金到区慈善会要捐款。”

　　“我根本没听对方说完，就直接问‘是不是叫蒲良培’？”袁卫国回忆，当时他下意识地就猜是蒲良培，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心急火燎地往慈善会赶。

　　袁卫国心急火燎是有原因的——军休干部医疗费用采取的是先垫付再报销的政策，蒲良培捐赠那么大一笔钱后，今后要是生病治疗需要用钱怎么办？

　　等赶到区慈善会后，慈善会工作人员赶忙将袁卫国拉到一边说：“这位老革命这都是来第五次了，前4次我们都劝回去了，他这回干脆把10万元现金都抱来了！”

　　“这回我必须捐！捐给那些缺钱上学的学生娃娃！”蒲良培当时的意愿非常坚定，袁卫国怎么劝都不行。

　　只为践行入党誓言

　　蒲良培抱着10万元现金非要捐，袁卫国为了老人将来的生活着想力劝，两个人就此杠上了。

　　僵持许久之后，袁卫国很不情愿地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先捐一半也就是5万元，剩下的一半选择合适的资助对象一对一帮扶。

　　蒲良培在现场众人的劝说下，勉强接受了这一方案。袁卫国长舒一口气，心想总算是部分达成了劝说目的。

　　“谁知道，老人家没几天就给我提出，了解到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贫困生，因此要立即开始一对一资助。”袁卫国苦笑道，剩下的那5万元一分不剩，全部捐了出去。

　　“老爷子，你非得这么‘裸捐’到底啊？”袁卫国心疼地埋怨。

　　而只有蒲良培现在的老伴邹惠斌，才能明白袁卫国“裸捐”的真正含义。

　　原来，早在2016年底，蒲良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7队的大院里，相继有18位居民志愿加入遗体捐赠行列，这则报道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2017年，蒲良培又瞒着其他人，在邹惠斌的陪同下，找到了梁平区红十字会，拿回了一份遗体捐献申请表。

　　“要不是两位老人眼睛不好没法填表，这个事我们又被蒙在鼓里了。”袁卫国唏嘘道，当老人拿出那份遗体捐赠表格时，自己眼眶都红了。

　　最终，袁卫国让军休中心的书记白霞帮老人填写了这份沉甸甸的申请表。

　　当时可以接收遗体捐献的单位总共有3家，当白霞问老人愿意捐献给哪家单位时，蒲良培只是淡淡地说：“我是军队的人，当然要捐献给军队的医院。”

　　最终，蒲良培决定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原第三军医大学。

　　“不仅如此，老人家最后还特别要求，将自己身上所有可以用到的如眼角膜等器官，也全部捐献给需要的人。”袁卫国说，当老人最后签名的那一刻，他是偷偷抹了泪的。

　　“入党宣誓的时候，我说过‘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我这一生就是要兑现我当年的入党誓言。”对于这一切，蒲良培的回答依旧是云淡风轻，甚至有一种完成使命般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