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而问题作为时代的“呼声”和“格言”，总是通过其革命的情势不断地制造理论的“内在紧张”，并以此促成理论的扬弃与革新。在这种运动关系中，理论生长并不是自行完成的，问题意识在其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逻辑中介，承载着挖掘现实与反省理论的双重功能。透过问题意识的强烈叩问，我们不仅能看到当代“哲学的经济学贫困”与“经济学的哲学贫困”并存的双重景象，同时也会聆听到来自经济哲学的时代应答。

“哲学的经济学贫困”

　　真正的哲学都是浓缩时代精神、直面时代问题的。但在今天，这种可贵品质的消解正在成为限制哲学自身发展的“致命短板”。归根结底，这是源于哲学家对经济事实基础性影响的轻视和对经济范畴中介性作用的忽视。由此，哲学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经济学贫困”的面纱。

　　一方面，哲学缺少对经济事实的关注，日益陷入到一个从范畴到范畴、从概念到概念的自我封闭体中，这集中体现在当前哲学研究的两种路径上——唯文本解析与“中西马”对话。其中，哲学的文本解析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某个伟大思想的历史原貌，搭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的精神桥梁，但文本只是历史的“副本”，对于文本的复归，如果离开了现实的实践维度，就只不过是在用历史的解释来承认或批判现存的事物。借助于“中西马”三方之间的对话平台，我们的确可以共享和汲取各自丰富的思想营养，但这种对话依旧是在不同体系范式间的切换和翻转。可见，这两种研究路径尽管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脱离了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不愿与在其中有着决定意义的经济事实接洽，不愿踏足于沾满“烟火气”的市民社会，“无人身理性”的哲学就只能像一支断了线的风筝摇曳在观念王国的上空。

　　另一方面，哲学缺乏对科学经济理论的掌握和运用，没有达到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应有的理论高度。经济范畴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抽象，而哲学范畴是在此基础上的再次抽象。只有科学地把握经济范畴，哲学才能借助于这一中介成功地审视和透析现实经济生活，从而精准锁定社会总问题。但是，恰恰在这一关键环节上，哲学再次表现出经济学的匮乏。例如，当前哲学研究热议“现代性建构”话题，强调重读《资本论》、重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资本逻辑，这原本是哲学关注现实问题的绝佳机会，但有学者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知半解，提出《资本论》对21世纪“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启示，就是只有借助于资本的力量，中国才能成为现代国家、中国社会才能成为现代社会、中国人才能成为现代人。这说明他们完全没有理解马克思有关“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科学论断，罔顾资本逻辑造成诸多现代性灾难的史实，仍旧延续着蒲鲁东式的用哲学逻辑“强迫”经济范畴的恶习。

　　“经济学的哲学贫困”

　　伴随着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的滋生蔓延，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备受质疑。从一定意义上讲，现实频发的经济危机就如同宣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已走向范式危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多理论不断向现实问题“自我缴械”的背后，存于其理论内核的“哲学贫困”也逐渐浮现出来。

　　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唯心主义。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是将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为“一般纯粹”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并将其作为永恒自然的生产方式确立下来；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无疑在这个基础上走得更远，将研究对象从带有两重性的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问题转向“中性”的资源配置问题，进而用后者人与物之间的技术关系来遮蔽前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达到对自身理论历史纵深感避而不谈的目的。但尽管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对“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这两个隐含条件的公理化使用，还是将自身唯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暴露无遗。

　　其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子个体主义。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向来是存于经济学发展史中的两种风格，西方主流经济学颠覆了古典经济学偏好整体主义的学术传统，将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推向神坛。原子个体主义作为个体主义的两种类型之一，否认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用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必要性，社会生产关系被无情地排筛过滤，现实中的个人被抽象为脱离社会的“原子”，被套装上“理性经济人”的面具，周而复始地计算着“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这样，经济人的微观个体行为理所当然地成了经济学基本的研究视角，诸多微观个体行为的线性叠加被当作整体社会的“自然秩序”，宏观的结构性矛盾也不再被提及，长期整体的人类活动最终退化为短期局部的动物行为。

　　最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作为一种理性工具，数学方法确实在有关量的规定性研究上有着独特优势，科学的数理模型将复杂的经济过程与现象表述得更加简明直观。马克思曾将“成功运用数学”作为一种科学真正完善的标志。但不幸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将数学方法引向了形式主义的深渊。数学形式主义的实质，是赋予经济模型形式结构上的最高优先权，为了追求技术分析的线性平滑，可以肆意剪裁无限丰富的经济事实，甚至对现实世界的呐喊也熟视无睹。这种以牺牲经济内容来姑息数学形式的做法，注定将会驱散经济学的最后一丝人文关怀。

　　经济哲学的应答

　　面对“哲学的经济学贫困”与“经济学的哲学贫困”的双重境遇，哲学和经济学在经受问题意识的叩问与再叩问之后，必然孕育着两者将再次从独白走向对话，而经济哲学作为一种时代应答必然将再次出场。其实，经济哲学本身并不是新鲜事物，无论是哲学家将之定义为用哲学的观点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还是经济学家视域中的经济学方法论，其作为两者“学术共同体”及衍生的交互效应却是各方毋庸置疑的。

　　在经济哲学中，哲学可以通过经济学以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式来达成其现实维度的关注与实现。在马克思本人的研究历程中，旨趣从哲学领域向经济学领域的转向，思辨式的异化理论逐渐被论证式的剩余价值理论所证明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最终完成，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再如，我们对于财富问题的讨论，经济学与哲学对其的关注几乎是同步的。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陈述的客观经济事实，为哲学多年来有关财富问题饱含感性情怀的追问平添了多许理性的思考与历史的积淀，由此引发的“哲学应多关注分配”之呼声更是不绝于耳。

　　同样，在经济哲学中，经济学也可以借助哲学不断地审视和检讨自身的理论内核和外延。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在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征途上，要完成超越西方经济学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重任，我们恰恰需要的就是这个“头脑”和“武器”。

　　经济学家孙冶方曾说，经济理论上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注意从哲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时隔多年，哲学家陈先达指出，哲学要透过经济理论问题与现实对话，没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撑，哲学社会永远浮在社会的表层，不能进入社会的深处。历史总有着惊人的相似。透过这段隔空对话，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数百年前亚当·斯密与大卫·休谟并肩而行的历史背影，他们向世人所彰显的，不仅仅是那段弥足珍贵的传世友谊，更是传递着经济学与哲学之间那份亘古不变的精神暗恋。以经济哲学为铭，重铸哲学与经济学之“学术共同体”，任重而道远。（肖斌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