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引起我关注的是，条例明确规定了救助者无须再自证清白，被救助人主张其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或者主张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未尽合理限度注意义务加重其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这一保障性条款，让人又想起“南京彭宇案”以后关于“老人跌倒扶不扶”的历次风波和争论。

　　这一规定借鉴了深圳、北京等地的先行经验，对规范救助行为、减少相关纠纷具有积极意义。在以往诸多“扶老人反被讹”的事例中，救助者时常陷入难以自证清白的困境。该规定在遵循与归纳《刑法》、《民事诉讼法》等现行法规基础上，采用无过错推定原则，明确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具体办法。此外，规定还借鉴国外如《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精神，引入责任豁免原则。这样一来，当可减少救助者反被诬的概率，有效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扶弱济困等行为。

　　街头救助发生纠纷，一般不外乎这三种情况：一种是碰上专业碰瓷的；一种是其中一方临时起意，或想索要赔偿，或想推卸责任；还有一种是，事实的确存在模糊之处，导致双方各执一词。一旦采取谁主张谁举证，那些专业碰瓷者自然不敢肆意而为。哪怕被其得逞一次，也不可能再有下次了。对那些临时起意者，也将面临一个讹诈“成本”的问题。明明不是对方的错，还昧着良心把责任推给对方，这在今后就不再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了。

　　不过也要看到，该规定实际上是“偏袒”了救助者，以避免发生“好人没好报”的悲剧。问题是，相关事件引发争议，“老人跌倒扶不扶”之所以成难题，就在于相关救助行为难以明确。如果能认定一方是救助者，问题就好办了，不太可能发生好人被诬的问题。如果难以认定这是因救助引起的纠纷，相关规定要么无用武之地，要么既可能是在保护救助者，也可能是在提高当事一方的维权成本。

　　比如，当事人真的是被自称“救助者”一方撞倒的，但又缺少目击证人和现场监控证据，该怎么办？按照现在的规定，肇事者就很可能得以脱身。近日发生的淮南女大学生“扶老人被讹事件”，向我们揭示了这种可能性。在这起事件中，各方争论不休，连警方结论都遭到质疑，原因就在于关键证据缺失。无论是当事人说法还是路人旁证，都不能有力地支持“撞倒老人说”或“女大学生被讹说”。真相只有一个，但事实难以还原，怎么办？

　　由此可见，法律不是万能的，不能指望一个规定“包治百病”。相关规定的出台具有积极一面，但也可能产生消极一面。这就依赖于在实际操作中，真正遵循客观原则，用事实战胜雄辩。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千万不能随意给贴上“救助者”的符号，这样才能避免相关规定陷入尴尬。(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