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进行过7次特赦，分别在1959、1960、1961、1963、1964、1966和1975年，包括爱新觉罗溥仪、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等在内的战犯先后得到特赦，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这几次特赦针对的是战争背景下的特殊行为，此后40年再无出现特赦。

　　这40年，中国没有战争和动荡，稳步前行，走在和平发展的大道上。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民主法治发展成熟，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全方位完善，公平、正义的理念在国家日常运转各处逐一彰显。特赦，往往作为一种国家正义的历史性矫治手段，在如此和平发展的漫长时期，已经慢慢尘封。

　　时隔40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赦再次启用。这是重要历史性时刻启用的特赦，也是和平发展时期第一次出现的国家特赦，意义极为特殊。抗战纪念，国之盛典，此时此刻的国家特赦，已经不能说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它是新时期国家正义观的一次集中、直接表达。

　　特赦绝无可能脱离法治框架，国家宪法制度有明文规定；特赦在重要历史性时刻启用，是非常行为，至为慎重。特赦之后，不等于无罪了，它只是消灭其刑，对罪的认定仍然存在，体现的是人道主义精神。现代法治的精髓，一方面是罪刑相当，另一方面也是突出弱化惩罚的意图，符合一定的条件，考虑减少刑罚，说明惩罚绝非目的，只是必要的手段。

　　具体到这次的特赦，对四种符合条件的特赦对象的界定其实非常慎重，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特赦的实际社会效果，保障了社会安定。前两种情况所包括的，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门槛的设置比较高，尤其是符合第一条的，恐怕也是极少数高龄人员。另一类情形是失能老年犯和未成年罪犯，更多体现的是体恤，其背景则是近年来法治社会不断发展，社会治安良好，法治上存在着轻刑的趋势。

　　国家特赦，超乎日常法律行为，但整体上，蕴含的是今日中国法治内涵的综合理解，体现当前国家法治理念的宏观变化，对今后的国家法治运行也具有指导性。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以国家正义观念的表达方式启用特赦，发出的是和平发展时期的文明之声。（李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