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儿童节这天，奔流不息的长江酿成了沉重的哀痛。在这个雷雨交加之夜，一艘运载456人的客船，倾覆于长江湖北石首段，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截至9日，仅有14人生还。

　　悲剧发生后，举国痛惜。部队官兵日夜搜救，志愿者守望相助，家属翘首以盼。其间，还夹杂着公众对船难原因的追问，和对事件的反思。

　　这个场景是何等熟悉。

　　就在不久前，这一场景在河南鲁山一家养老院出现过。在那里，一场大火吞噬了38位老人的性命。再往前2月24日的这个场景中，四川成都一在建隧道发生爆炸，造成20余人伤亡；1月15日，“皖神舟67号”翻沉于长江福姜沙北水道，20余人遇难，又有了类似的场景。年度之交出现在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这个场景中，则有30余人未能迎来2015年。

　　每一次悲剧发生后，都有如同仪式般的祭礼，只不过时间、地点以及出场的人物不同而已。

　　对此，我们可以找出众多理由，为重复出现的祭礼做注脚。比如，每一次灾难的发生都有其特殊性和偶然性，我国的自然条件复杂，又是发展中国家，社会治理机制尚不完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悲剧不可避免。

　　诸如此类的解释有其道理，但尚不足以解释悲剧为何走不出“死循环”。从一次次悲剧后的报道中可得知，几乎每一次沉痛的悲剧发生之后，都有社会的悲恸和反思，都有政府的积极推进和善后。

　　经历过一次次悲剧，“悲剧发生在细节中”已成为一种常识。不解的是，难道政府、社会等各种力量的介入，不足以将屡屡发生的悲剧消弭于细节之中？

　　然而在一次次的悲剧反思中，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意外。在鲁山那所养老院被烧后，意外地发现多次检查被拒的现象；“皖神舟67号”翻沉后，意外地发现擅自航行进行试航；在上海外滩的迎新年活动中，意外地发现有关部门对人流预估不足。这些意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有理由判断，看似偶发性的悲剧发生前，都有必然性的因素已经在发酵。它们等待着合适时机，展露出恶的面容。

　　我们能理解灾难发生的偶然性。问题是，解开这个死结，不再重演仪式般的祭礼，这个社会到底要付出多少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我们还要流下多少悲伤的眼泪。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时任总理温家宝出现在现场。他在北川中学安置点的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4个字，勉励学生充满希望。

　　他的话，放在今天依然掷地有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各种意外中消失，这是多大的难。在沉重的灾难前，我们思索的应该是如何避免灾难的发生，如何兴邦。这应该才是这位老人的本意。

　　事件发生后，国家领导人作出重要批示；总理李克强在雨中为遇难者默哀。这表明这个国家对生命的态度。

　　但这远远不够。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更应该出现在国家顶层设计的规则细节中，用国家意志体现生命的尊严。

　　于此，社会各界已经提供了不少良策。有效的监管机制、调查机制、问责制度等等，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另外，像科学、精致化管理方式的建立，也已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

　　在对沉船遇难者的善后工作中，这个国家表达了隆重的诚意。他们的遗体被认真整容。“头七”那一天，在场的人，对他们致以了深切的哀悼，希望他们安息。他们的家属，也得到了很多慰藉。

　　在这一场本应该避免的灾难中，他们生命的付出，如何才能变得有价值？

　　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大概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告慰吧。（郭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