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国家话剧院举办的原创剧目邀请展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话剧《老大》，在京演出后引起较大反响。这部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一个渔村船老大人生最后时光的剧作，施展出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把故事拉长放大到几乎半个世纪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剧中发生在舟山群岛某个小渔村的故事，如同一面三棱镜，借助戏中所关涉的“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问题，为我们折射出一段当下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

　　《老大》通过晚年船老大冯国良的一段段回忆，拼凑出近半个世纪前的往事：20世纪60年代，冯国良随父母从山东来到渔村，在一次海难的磨炼下成长为兴祥号渔船的老大。21世纪初，在经济急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海岛不断被开发，渔场即将被建成浴场，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冯国良清醒之余，做出守护渔场的努力，最终在无力挽回的败局面前选择回归大海……在这条清晰的主线下面，一个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生态环保议题也在同步展开，渔民对海洋鱼群的过度捕杀导致大黄鱼濒临灭绝，冯国良在年老时幡然醒悟，走上一条赎罪的路。在这部两个小时的舞台剧中，人性的得失，情感的取舍，家园的守望等诸多元素在时空中交错相织，形成一张厚重的网，所触及的现实主义命题也远超出故事本身。

　　《老大》延续了剧作家喻荣军一以贯之的思考：人性欲望与资本的扩张。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文明的高速发展往往是通过对自然无节制地掠夺和破坏所换取的，《老大》抓住了当下中国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的社会弊病，选取渔村这一空间作为故事发生地，反映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模式单一、缺乏创造力、过度依赖地产开发等问题，是对资本向社会空间无节制扩张与干预的又一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曾几何时，作为三江汇合的舟山渔场，一到鱼汛，什么鱼都有，可“几十年的拼命捕杀，又是敲梆捕鱼，又是拖网捕鱼……人们是见什么捕什么，渔网的网眼儿越来越小，就连鱼孙都给赶尽杀绝了”，大黄鱼的灭绝让老年的船老大冯国良一直处于赎罪与忏悔中。与此同时，对渔场的开发令冯国良发出感叹：“为了钱，你们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毁村！毁岛！又要毁海！开发开发，活生生把一个好好的渔场弄成一个澡堂子。”他对担任乡长的儿子冯海泉控诉道。

　　冯国良力阻担任乡长的儿子对渔村的开发，是他面对双重困境所采取的自觉抵抗。冯国良本是个异乡人，但40多年与海洋相生相处，这片海洋已成为冯国良的故乡。在他看来，炸毁埋葬阿龙伯、老鬼叔等先人、祖先衣冠冢的望夫崖，将渔岛开发成为现代海滨浴场，意味着靠海为生的渔民海洋精神的断裂和世代生存之地的毁灭。这样的断裂与毁灭在城镇化运动高速发展的中国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据统计，2001年至2012年，中国消失了90万个村庄，平均每天有近80个村庄从地球上消失。这种纯经济思维使得中国的城镇化走上一条只追求“看得见”效益和速度的物理运动之路，并催生出一群“缺失故乡的情感孤儿”。

　　乡愁是一个历史常新的主题，蕴含着对血缘亲族的回忆，对家族历史的认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拦的情感。在戏中，“失所”的冯国良和濒临灭绝的大黄鱼是异乡人的象征。“异乡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无处容身”“无家可归”是风起云涌的全球化运动所驱生的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了现代人性在生命旅途中的失所困境。

　　冯国良对渔村的守望，是以“乡愁”的力量对现代资本所驱动的全球化生活及某种带有敌意的或强势的社会环境所进行的拒绝、反思和抵抗，从而完成对一种具有历史意蕴的生命的延续。尽管这种抵抗在全球化日益高涨的当下如此微弱，在强势的资本逻辑面前不堪一击，但它足以提醒人们，经济并不足以令社会大治，社会的持续发展还需要人的情感、历史的记忆，以及对美好家园的想象。

　　剧中，冯国良还是一个失忆的人，但他拒绝遗忘，他说：“我知道我有病，老年痴呆，但我心里明白，清楚！”“心里明白、清楚”的冯国良在对遗忘的抵抗失败后走向了大海——在这个意义上，《老大》讲述的是一个沉迷失忆的普遍社会常态下个体拒绝、抵抗遗忘的故事。

　　导演查明哲赋予记忆与遗忘更为复杂的心理内容，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风景在舞台上呈现为一种虚幻的记忆废墟，以及一种低沉回旋的诗意感：湍流盘旋的海洋、激昂的高音喇叭、悠长浑厚的船工号子、婉转绵丽的越曲小调，呈现的是“失忆”患者冯国良的记忆与遗忘的混杂意象，以及当下瞬间即逝的个人经验的诗意捕捉。

　　从人性与自然的对峙到乡与乡愁的消逝，《老大》对冯国良“拒绝遗忘”进行微观的心理描述，让个人的声音在历史的海洋咆哮中被听见，被显形。当他站在舞台上，唱响这一曲异乡人的乡愁挽歌时，源于他个人经验的心性诉说传递着这样一个警世预言：守护记忆、抵抗遗忘，是当下每一个失所灵魂的人生要务。（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