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猛扩张的城市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最近几年，无论什么时候，社会学者、市政规划人员或城市管理者只要碰在一块儿，这都可能成为他们谈论的头号问题。

　　眼下，地方的“两会”陆续召开，与城市发展和治理有关的那些人，再次正式地聚到一起，头号问题自然一如既往地成为他们讨论的焦点。

　　在上海，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思“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暴露出城市安全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重大隐患”。

　　在北京，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4年北京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实际下降4%，较下降5%左右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并坦承“目前北京的确不是宜居之都”。而在港澳委员和港澳台侨工作顾问座谈会上，市长则表示“北京在依法行政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

　　这些必须面对的惨淡现实，无一不关涉民众的健康、权益，甚至生死。主政一方的官员们也并非人们刻板印象中的避而不谈或闪烁其词。他们似乎意识到了守护这个城市的秩序和良好名声，靠的不是犹豫、多变和拖延，而是正视层出不穷的问题和市民所遭遇的生活现实。

　　除了这些大的方面的“差距和不足”，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压力、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和养老困难等更细节化的问题，也被一些与会人员更细致地摆上桌面研讨，并见诸媒体。

　　对居住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来说，这是好事，毕竟这与他们具体的生活有关。谋生在城市，他们目睹了四周的日渐繁华，城中村和荒草地变成高楼大厦，同时，他们也正经历高峰期的公交和地铁越来越挤，超市里的物价越来越高，以及随处可见的看病难、上学难、停车难、养老难等各种如影随形的切身难题。

　　对权责在身的城市管理者来说，地方“两会”是城市里最具体的政治生活；而对拖家带口的城市居民来说，生活便是最具体的“政治”。历经几十年的社会变革，这种“政治”已不再停留在宏大响亮的口号上，而是渗透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比以往更琐碎，更世俗，更切中老百姓的欢喜与忧愁。

　　如果问市民对投票结果有何感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无所谓，但若问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问题，他们顿时会觉得休戚相关。比如，每天能不能准时送孩子到学校，上班会不会迟到，下班后能不能赶上最后一趟地铁或公交以尽可能省下出行费用，对疲惫奔波的上班族或心力交瘁的夜归人来说，就是每天最大的“政治”。不管在别人看来多么琐碎庸俗和无足轻重，这些事在自己生活的某个当下可能就是全部。它在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可能远超过一座城市的发展蓝图。

　　自然而然，解决好这些具体而庸常的事情，会是一个社会和城市自身发展的动力，会让心情愉悦的人们，更容易就城市的发展达成共识，树立共同的目标和自信，而不至于在相互指责和埋怨中破坏彼此的信任。

　　以往，在面对城市的病症时，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感慨，存在的问题怎么如此巨大，积弊怎么如此之深。我们除了手足无措，便是摇头叹息，感觉解决方案似乎永远遥不可及。

　　如今，我们需要从陈词滥调和悲观情绪中摆脱出来。当官员们今天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城市的混乱和不宜居问题时，或许说明未来他们存在解决问题的可能和自信。

　　作为城市的治理者，他们需要预见性、洞察力和活力。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地方“两会”上面对“专车”这种新生事物，上海交港部门负责人称“专车的模式创新值得肯定”，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下，完全可以实现合法运营；而北京交通部门负责人也声称“正在想办法”，如何让“专车”服务形式合法化、正规化，城市停车收费管理的乱象也一再被提及。

　　只有当官员深思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时，他们才能真正与这座城市的居民在精神上达成共识，在生活上息息相通。

　　要让个体生活更加有序和幸福，需要的不是城市治理者空洞宽泛的美丽说辞带来的心潮澎湃，而是理性思考和研究权衡后给民众提供的能够信赖的社会生活准则，让“少有所学，老有所依”。

　　政府和官员正因为能检视这些规则的落实，维护社会的秩序和个体的位置，所以才和公民个人有了最大的重叠与交互。

　　经过这几十年的开放和发展，人们在很多事情上已经改变了观念，没有比涉及个体生活的事情，对市民来说更事关重大了。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政治便可能只是政府的自说自话，群众的智慧和热情也不会被激发。

　　只有市民生活这个车轮和政府规划一起滚动起来，城市才能在前行中凝聚人心，才能更好发展和秩序井然。(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