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算进来的。”

　　这是一个儿子对病危父亲的喊话，出自中国青年报7月30日的报道《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多年来，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教授和他的学生们进行着一项令人尊敬的学术调查，研究农村老人的非正常死亡现象，

　　其实主要是自杀。调查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起，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触目惊心”，有的村庄“几乎没有正常死亡的老人”。

　　中青报的报道经由互联网传播，让这一形象走出学术圈，进入大众视野。虽然学者的调查只在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进行，也不得不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文中那位儿子的话，一般看来已无人性可言，直接撕碎了我们心目中伦理亲情的价值标准。但说者显然没有多少良心上的挣扎，只是带着稍稍不耐烦的情绪脱口而出。而父亲也不觉得儿子这样讲话特别忤逆，他甚至不做任何抗议就做了自我了断，丧事在儿子的时间规划中顺利举行。

　　报道和调查中，类似的事例并不少见。老人自杀不再有伦理道德的阻碍，只剩下纯粹的利益计算，当你已经老到无法创造更多的价值，当养老的成本超出了你在有生之年所能生产的效益，甚至拖累儿女们的利益生产，自杀成了最经济的选择。在一定的村社共同体内，它甚至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标准，父母、子女、邻人都视其为正常，赖着不死反而成为不道德，要背上沉重的良心负担。可以说，尊老敬老、养儿防老等传统道德，在这些地方已经崩坏。

　　如果据此给农村地区冠以落后、愚昧、势利等判断，是不公正的。厌老情绪，敬老道德的弱化，其实是种整体的社会现象。在生活压力和负担沉重的农村地区，它表现得更为惨痛，直接冲击着私领域的伦理亲情。而城市里则在公共领域展开。比如这几年持续讨论的老年人乘坐公共交通问题，老年人的公共娱乐休闲问题，公共空间对老年人的扶助问题，舆论几乎一致倾向对老年人“污名化”。

　　老从来都是一件不经济的事，身体的脆弱，劳动能力的减退和丧失，或许人类自古就对老抱有本能恐惧。但在历史上，老人在其他领域的权威和作用，抵消了这种恐惧，维持着老人的社会地位。比如老人是知识和经济的传承者，共同体内矛盾的裁断者。这种非经济权力，使得老人成为社会价值的制定者，也因此获得对经济权力的支配。然而，现代社会让这一切都变化了，人们习得经验知识，裁断是非，不需要再依靠老者。老人几乎完全处于无权状态。

　　经济和权力关系在社会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不容否认。但人的生命和价值，并不能因此来计算。必须有强大的道德观念，与之进行对抗，人类和社会才不至于重新沉沦到野蛮状态。如果说老年人对年轻人道德压迫和束缚，曾经是一个历史问题。现在情形则颠倒了，年轻人对老年人的道德厌弃，成为新的时代问题。对老人自杀的伦理问题、敬老道德崩坏的问题，不能以纯经济角度考虑。经济原因或许是导致道德弱化的主要因素，然而道德一旦沦丧，重新恢复比经济供给困难得多。我们诚然需要有完善的养老设施和机制，使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但仅此是不够的。人并非活得衣食无忧就好，老人也同样需要尊严、社会认同和尊重。我们必须同时考虑老有所敬的问题，在伦理道德上给厌老嫌老弃老者以良心压力。（刘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