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尽管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点招”，但一些高校仍然会留出少量机动招生名额，对教职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在一些高校，每年给高校捐资便可成为“校董”，获得相应的“点招”指标。这个名额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亲属用，也可以送给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官员。

　　对于高校通过上述“校董”方式获得社会捐资，一些舆论也表示理解——国家投入不足，因此学校得想办法筹集资金。我认为，要解决高校办学经费问题，仅靠国家投入是不够的，必须拓宽学校经费来源渠道，尤其是加大社会募捐。通过扩大社会捐赠，学校不但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还可获得更大的自主办学空间——办学经费过多依赖政府投入，财政独立性就差。

　　目前高校的问题是，一方面缺乏拓宽办学经费渠道、发展社会募捐的积极性，总是期望通过政府拨款和增加学生学费来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另一方面则在开展社会募捐时，拿学校的资源，包括教育资源、学术资源去交换，这把社会捐资一步一步推向死胡同。

　　在国外一流大学，社会捐赠是十分重要的办学经费来源渠道，但如今鲜有拿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去进行交换的，而是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教育声誉，以获得社会捐赠。诸多名校一直非常重视校友捐赠，校友捐赠率甚至是评价美国一流大学的一项指标，因为校友捐赠背后展示了一个学校的办学质量、与校友的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水平。

　　当然，国外大学发展社会捐赠时，也曾出现利益交换和影响学校声誉的问题，比如，一些私立学校曾拿出一定的招生名额给捐赠者，或者为捐赠者冠名，这都引发过争议。私立大学拿出一定名额给捐赠者，且操作公开，不影响教育质量，对所有学生实行“严出”要求，达不到标准无法毕业，而且财务信息公开，所得经费全部用于办学。尽管如此，在舆论的质疑下，如今私立大学在这方面的操作已经大为减少。至于捐赠回报冠名之类，则通过学校的现代大学治理方式妥善解决，学校董事会（或理事会）会就捐赠资金来源、捐赠冠名的地点、时间、捐赠资金使用事先听取教师、学生意见，得到同意后方接受。

　　由此可见，只要建立明确的制度规范，大学是可以在不进行利益交换，伤害学校办学质量、办学声誉的情况下拓展办学资源的。其实，真正关心教育、关注大学发展的捐赠者，对大学用教育资源、学位资源、学术资源去谋求社会捐赠的做法，会十分反感——捐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办学，可这种做法是伤害办学。

　　在我国，一些捐赠者很想向大学捐赠，却担心这些钱会被大学挥霍、浪费。报道称，我国高校新购买的设备中有相当部分使用率为零。如果各种捐赠不透明，就更像是以发展为名的利益交换——高校以此贩卖学校的学位和学术资源（学位资源指招生名额，学术资源则是教授、荣誉博士头衔等），一些社会人士则通过此途径成为高校的座上宾，甚至成为权力、利益的掮客，帮助高校拓展社会人脉资源。本来有利于高校扩展办学经费渠道，更好独立发展的社会捐赠，就这样被败坏了名义，成为潜规则滋生的又一片土壤。（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