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陈松年（左二）和陈长璞找到陈独秀的墓，此时只剩一堆黄土，碑已不知去向。

安庆江边，陈家的老屋早被拆毁，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明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提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

　　陈长璞沉浸在回忆里，面带遗憾地说，当年老屋是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

　　老屋旁残留的一角是当年陈延年、陈乔年的读书室，如今低矮、破落，出门就面对着一个公共厕所。有关部门曾经在墙上镶了块“文物保护单位”的招牌，可是里面还有几家住户，住户们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这是一个被忽略、被遗忘的角落，如同安庆城的气质。很少有人记得，这个三级城市一个世纪前是安徽的省府，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受到“托匪”的牵连，陈独秀的子女们，自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叶尚志少时离陈家故居南水关只隔几条巷子，他初中时虽偶然听说陈独秀蹲在南京“模范监狱”的消息，但没听说过他的两位公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任何情况。在延安、在华北根据地的时候，他也未曾听闻过这两位昆仲英烈。

　　“知道一点信息是在解放之后，曾与陈延年在广州一起工作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老同志徐彬如直接告诉我，说陈延年是‘小列宁’”，叶说。

　　叶尚志从工作岗位离休后，多次回到故乡安庆，见到了陈松年。那时陈松年已经是79岁，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长女长璞在身边照顾。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在回忆自己的父母时，陈长璞温情地说，他们都是和善、温润的人。陈松年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1950年，这个原来的教书先生没有接受安庆二中的聘书，而是去窑厂做工人，谨慎的他担心，他的身份会给他带来风波——“陈独秀的儿子”带给他的不是本应的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陈长璞的母亲窦珩光安徽高师毕业，来自书香门第的她坚持儿女应受教育，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学费，她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

　　“邻居们不知道我们和陈独秀的关系，如果不是政审，学校里也没人知道我是‘黑五类’子女。”陈长璞说。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不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