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遗体捐国家。”外省一位新冠肺炎患者遗体捐献人的遗书，透过网络让人动容。通过解剖，医学专家获得第一手资料。捐献者为人类抗击新冠病毒，挽救更多的生命，作出了贡献。近年来，我国的遗体（器官、角膜）捐献渐成规模。仅在苏州，自2005年开展遗体（器官、角膜）捐献工作以来，全市登记报名表示捐献意愿的人累计已超万人；实现遗体捐献的人中，年龄最大的101岁，最小的只有6个月。

　　本期“星期五调查”，记者带您走近那些登记无偿捐献遗体以及积极参加遗体捐献服务的志愿者们，听听他们的故事。

　　已登记者：

　　我只是想做点贡献

　　“我90年代就准备去捐了，那时候还要自己掏钱做公证呢！”作为较早有意愿捐献遗体的人，79岁的杨承烈回忆起当年的经历。那时候我看到一篇报道，说当“时的苏州医学院缺少遗体供医学教学使用。”放下报纸，他就赶到学校，找到了负责遗体捐献的一位教授。教授代表医学院欢迎他的举动，但一道手续却难住了他。“因为怕家属会反对，他们要求做公证。”那时，做这样一份公证，费用是200元。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想“想只能缓缓了。”多年后，一条好消息让杨承烈又激动了起来。2005年起，苏州市遗体捐献活动正式开展。“一听到捐献不要公证了，我立马就去签字了。”杨承烈的执着没有招来家人的反对，遗体捐献的愿望终于被“白纸黑字”记录了下来。“或者被解剖，或者做成标本供医学院学生上课用，不管最后我会怎么样，都算是出了一份力。”杨承烈说。

　　“我觉得人总要做点贡献，遗体捐献就是在做贡献。”杨承烈说，当初他想要捐献遗体，是希望自己去世后能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尽一份力。后来发觉，很多人因为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排斥遗体捐献，更多的人是因为怕人说三道四而放弃了。“人死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厚葬更多是活着的人放不下面子。”杨承烈说，办了登记手续后，他一直关注着其他捐遗者的情况。我“认识一位实现捐献的老人，他生前告诉我，遗体捐献以后，不用买墓地安葬，省下的钱可以给孙子上学。”杨承烈说这样的人特别实在。不用为买墓地花钱，也不会“占用资源，我觉得这事情挺好。”这十几年里，杨承烈见证了不少和他志同道合的人选择登记身后捐遗，并为捐遗服务奔忙。除了遗体捐献，角膜捐献和器官捐献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了。

　服务志愿者：

　　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

　　“不为别的，就是希望医学发达了，看看到底我得的什么病。”身形单薄的王磊说，自己登记遗体捐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想通过去世后的医学研究，能让医生弄明白，“我的身体怎么会那么差”。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王磊已因为生重病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曾在十多年里动过14次大小手术。2007年，看到社区挂着宣传捐遗的条幅，王磊立马在登记表上签了字。

　　登记报名后，她对遗体捐献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个月后，她主动找到了市红十字会，成了一位遗体捐献服务志愿者。“当时了解并理解遗体捐献的人真不多，我们会走街串巷发科普材料。”

　　这一干，已经十多年了，王磊一直在坚持。这些年，因为宣传遗体捐献，有不少人对她提出过质疑，但是王磊并没动摇。她的女儿、女婿先后加入到了报名捐遗和服务捐遗的队伍中来。

　　做捐遗服务，当然不只是发材料。我“们会尽力帮助捐遗者完成最后的心愿，协助家属料理后事。让捐遗者少留遗憾，让亲属少有顾虑。”王磊说，记得有一次，一“位老人在护理院里去世，我接到电话立马就赶到现场帮助办理了手续。接下来，要把老人的遗体从四楼转运到一楼，当时只有我和老人的儿子在。是我忍着腰痛和家属一起将遗体抬下了楼”。

　　“有人问我怕不怕？怕！”王磊说，她的印象中，遗体捐献者大部分是在夜晚去世的。为了不让家属等待太久，她总是24小时不关机，接到电话就立马赶过去，风雨无阻。这样的奉献精神也让家属们对王磊更加信任。有时候家属举办追悼会，专门邀请王磊去主持。家属还会问不少关于遗体捐献的问题，王磊总是有问必答。

　　“大家都那么相信我，我要帮忙帮到底。”王磊说，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医生：

　　捐献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劝说家属对自己亲人放弃进一步抢救，并用他们的器官去挽救他人生命。虽然这是一种大爱，但是要做到真的很难。”高新区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毛敦是一名器官捐献服务志愿者，多年的医务工作让他对器官捐献感受颇深。

　　“2013年，我们医院为一名18岁女孩完成了器官捐献，她的器官挽救了三个生命，眼角膜帮助两人重见光明。”毛敦说，那是他第一次协助家属完成了器官捐献。毛敦回忆，女孩当时送到医院就已经心跳呼吸全无。经过紧张的抢救，女孩勉强恢复了呼吸，但是由于颅脑受到重创，已经失去了手术的机会，只能依靠机器维持生命。通过警方的寻找，远在陕西的家属事发后第三天赶到了苏州。

　　“听着家属的哭诉，我也很伤心。虽然想尽早告诉他们女孩的生命无法挽回了，但是我却不知如何开口。”毛敦含泪安慰着家属，当时内心十分复杂。“两天以后，女孩的病情恶化。”作为器官捐献服务志愿者，毛敦必须告知家属女孩的情况并劝说家属同意捐献。“当我告诉家属女孩已经达到脑死亡的标准时，他们已经哭瘫在了地上。”同样身为家长的毛敦边安慰边介绍器官捐献的流程，同时解释器官捐献可以挽救更多生命。平静下来后，女孩的母亲说，如果孩子的器官能够救别人，说明她还有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她的眼睛也能通过别人看到这个世界。最终，家属同意了器官捐献。

　　经过省内专家组的评估，女孩的母亲见证了自己的孩子停止了呼吸。女孩的双肾、心脏和眼角膜被取出后，立即被送往指定医院，当天就移植到了受捐者的体内。

　　毛敦说，作为医务人员，以专业的知识作为基础，在患者处于生命的最后一刻，帮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这是医生的责任。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一个个生命的逝去，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捐献者比医生更伟大。”毛敦说：“这是人间的大爱！”　　（记者　赵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