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思来，向史而新。作为以真实记录历史的文类，传记不仅为中华文明画像、为时代立传、记录人民生活，近年来，更是在中华优秀传统beplay官网app 、革命beplay官网app 、新时代beplay官网app 发展传承的基础上守正创新，新意不断。2022年，传记创作和研究热点、前沿现象之创新性、多元性、跨学科性均超越了往年。传记以多年未有的崭新态势亮相于人文学科舞台，不仅引发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阅读新热，还频繁引发文史研究新议题，所涉及学科、内容之广泛性、多元性，讨论话题之新颖性、关注度，在传记阅读和研究史上都难得一见。
传记的回归：为中华优秀传统beplay官网app 立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beplay官网app 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beplay官网app 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beplay官网app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beplay官网app 新辉煌。”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为中华文明画像，为中华优秀传统beplay官网app 立传，是新时代传记创作和研究使命所在。《传记文学》杂志社在2022年推出了《和光同行——他们与中华beplay官网app 》《启此新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汉字中的中国历史》等栏目，以传记方式为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beplay官网app 立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从而成为传记创作和研究领域的新亮点。
近年来，传记领域为一种文明、一个民族或一座城市、一条江河立传成为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如夏坚勇的《大运河传》、英国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等，一经出版即收获多方好评。这些传记的叙述主体不再是传统传记意义上的人物，看似是一种内容的创新，实则是传记的一种转向——传记向自身起源回归，抑或说是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人物传记回归其最初的含义。从传记的起源来看，作为一种文体，传记最初的含义是泛指经书及解说经书的文字，后来指人物传记，到了现代学科诞生，更是将人物与传记变成固定组合，专指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体。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传记，这是学界共识，但忽略了一个现象：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述的传记并非全是人物传记，还有《西南夷列传》等非人物为主体的传记，说明司马迁新开创的纪传体传记与过去的传统并未完全脱离，仍部分沿用了其原义。这样的传记，符合朱文华在《传记通论》中对传记概念作的阐释：传记是“对某一事物发展过程的记述，含有变迁史之意”。今天被视作创新现象的城市传、江河传，其实是传记文体回归了传统，或者说是与古代传统再度融合，延伸、拓展了现代传记以人物为主体的局限性和单一性，使传记文体的功用和价值扩展、提升到真实记载文明、历史、beplay官网app 、城市等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对传记学科，还是对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其他学科，都是一种突破以往固有概念的新现象，亟须相关学者给予关注和研究。
传记史学与传记的历史意义
文明互鉴——考察中西古典时代传记史学观念异同。在当下史学研究面临瓶颈的背景下，如何审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界定传记与史学的关系，当是事关传记和历史研究发展方向和成效的大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beplay官网app 学院教授王成军曾在主题为“中西古典时代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以司马迁《史记》与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为例”的讲座中，深入分析了中西传记史学观念的成因和特征、共性和差异、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向，以及对当下历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意义。王成军认为，今天历史面临的问题仍然存在，历史学的任务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由于现代社会中人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当下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则意味着传记史学必然有大的发展。
人与历史的互动：探讨以人物为中心的微观传记史学。为正史上缺乏记载的普通人、小人物作传，以微观视角讲述被大历史所遮蔽的小人物、普通人的人生图景，丰富历史细节、完善历史记忆，成为2022年历史传记创作与阅读的一大趋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从秦代基层小吏喜的角度还原和再现他所生活的世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以北魏宫女为视角重勘和再述与之并行的时代。2022年，针对这两部传记的阅读和讨论很多，引发了“破圈”效应，将传记史学的阅读和研究也推向了新高潮。在此过程中，不仅传记史学、微观史、历史传记、小人物的历史成为引领大众读者和学界认知史学和传记研究新动向、新内涵的关键词，而且还引发关于述史方式、写作策略、研究方法的深入探讨。比如，如何在史料匮乏的先天性缺陷下还原小人物的生命史以及他们被遮蔽的历史；如何探知并呈现无数个小人物平凡又独特的人生样貌；如何厘定并阐释大历史叙事中“被隐形”的“无历史的人”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关系等。这些话题的提出、展开和深研，对传记研究的启发有以下几点：一是打破了传记文类与历史书写之间被宏观和微观史观“二分法”所造成的偏见和壁垒，使传记叙事与历史叙事回归最初二位一体的历史叙事模式，并以实践说明了现代学术中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二是突破了以往传记研究单一围绕个体生命故事展开的局囿，将传记研究放置在大历史背景中，突出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以及历史之于个体命运的反观作用，尝试研究和呈现普通人及其时代之间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关系。三是反思以伟人为中心的传统历史（传记）观，即将视点转向普通人（小人物）并审视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还原其生命历程。这不仅有重要的学科意义，也符合当下大众社会多数群体的心理需求，体现学术观照当下的现实意义。四是在文献史料匮乏的前提下，通过墓志铭、出土简牍等稀有史料努力还原普通人的生存实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和历史（传记）叙事提供了新材料、新内容、新视角，更以其有限史料所还原的历史细节与已有的大历史记录互为比照、补充，从而推动相关历史研究趋向实质性发展。
无边光景一时新。2022年，中国传记无论是在文本创作，还是在研究阐释方面，均呈现出超越以往历史时期的可喜态势，其中作为一个新的生长点，传记文类在个体生命与时代关系的建构与重构方面所运用的微观视角叙事模式，以其跨学科性、创新性，亟须学者给予重点关注和精深研究。“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传记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但归根结底是关乎人类自身的研究。不断认识人类自我，是各学科研究的基础和最终目的所在，传记的创作和研究任重道远，然而是一条带有人类自身温度和情感的道路。（斯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