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萝卜招聘”的猫腻到“火箭提拔”的诡异，从天然气涨价的一波三折到能源局新闻办的“家奴式”回应，从统计数据的相互打架到职能部门的相互扯皮……伴随热热闹闹的事件，总能听到民众对政府质疑的声音。这些热点事件情状各异，但只要是涉官、涉权都会出现一个共同规律：任凭政府或官员怎么解疑释惑，人们就是不信。曾经言听计从的老百姓变身成了“老不信”。“老不信”极端表达的背后，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老不信”现象折射的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窘境。

　　就我国现实而言，制造“老不信”的诱因多种多样，也许是一条信息的半遮半掩，也许是一项政策的朝令夕改，也许是一个行政执法的越界，甚至可能是一个官员的不当回答。透过这些具体而微的原因，会发现“老不信”极端表达的背后，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当正当权利未被尊重、基本诉求未被满足、细小声音遭到遮蔽，民众就会以一种失常的饕餮渲泄表达自己的不信任。

　　政府公信趔趄，信任的多米诺骨牌将次第跌倒。“老不信”掀开的是信任之殇。《论语》有言，人无信不立。没有信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任，就无法形成分工，无法发生交易，难以形成市场，经济将萎靡不振。所以，如果“老不信”持续发酵，一旦政府公信趔趄，信任的多米诺骨牌将会朝向令社会所有成员心疼的方向次第跌倒。

　　政府公信力下降几乎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约瑟夫?奈等学者的研究显示，美国政府公信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在下降，而且降幅惊人。比如，1964年民调显示有3/4的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而1995年同样民调显示只有1/4美国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公信力的下降具有普遍性的特点：所有层级的政府公信力都在下降，所有公共部门的公信力都在不同程度下降，所有类别的公众都对政府信任下降，所有发达国家政府的公信力都有下降的趋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在社会进步的同时,诸多的社会问题也在叠加，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的期望与日俱增，正所谓“既要马儿快快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加之社会环境的宽松、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众对政府信任下降有其一定必然性。

　　解决“老不信”，关键在于政府转变职能。在某种意义上讲，“老不信”现象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就像疼痛提醒人们关注疾病治疗疾病一样，它提醒政府有所作为，从而让公信力下降的速度慢下来，下降的幅度减下来，下降的广度窄下来。

　　解决“老不信”，信息公开是首选。人人都生活在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中。事件汹汹而至，真相暧昧未明，隔着一层无知之幕，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更可能选择事事质疑，时时警惕。信息公开是揭开无知之幕，进而建立信任的不二选择。事实上，信息公开是政府的法定职责，理应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况且进入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社会清晰度越来越高，正规渠道不畅，小道消息就会满天飞。在这样的倒逼机制下，政府更应该对信息公开的范围、时间、方式，民众获取政府信息的途径和权益，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和追究，以及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等，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让公众看到政府的责任心、官员的诚实度、行政权力运行的“金鱼缸”。

　　解决“老不信”，需要科学民主决策。决策是行政行为的起点。决策科学、民主，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前提。科学民主决策绝不能搀入一个人、一个组织的私利，同时，需要不同主体的相互制衡。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明，只有当人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角色时，社会公平才能实现，也就是才可能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政府可以改变关门制定政策、利益当事人拍板决策的路径，尝试由价值中立的第三方代为提出政策建议，避免利益部门化、个人化的陷阱。民主决策的主要标志是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利益得到最充分的表达。由于传统使然，过去我们习惯将民主理解为“为民作主”，现在应当变为“由民作主”，增加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度。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在决策前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或者公布意见采纳情况。要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的程序规则，使各类信息、即便是对立的信息，各种意见、即使是相反的意见能够进入决策视野，使各个利益主体的意志有表达的渠道，各种决策主体的权力有制衡的机制，最终使公共利益在政策内涵中得到充分体现。

　　解决“老不信”，关键在于建设服务型的有限政府。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它应该做的事。近期，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并指出这是提高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的必然要求。政府要取信于民，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并在其“不为”上真正后退，在“可为”上发挥最大效用。权力放得越多，民众就越放心；事务管得越好，人民就越满意。告别大包大揽式的全能形象，政府面对的苛责、怨气就少；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政府赢得的赞扬、信任就多。当政府整合财力、物力和精力，兜住社保的底线、补足教育的短板、熨平城乡的鸿沟、缩小收入的差异、确保食品的安全，政府公信力就会自然回升。（黄涛）